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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书法》杂志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[1]，是当代中国书法界别性刊物，代表中国书法研究高学术

成果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刊，中文核心期刊，北大核心期刊，多年被评为南大CSSCI来源期刊。为适应形势飞速发展和广大读者的需要，继2004年大幅度改版扩容以后，从2005年期起，《中国书法》改为国际大开本出版发行。其中彩页仍为16页，128克铜版纸；单双色仍为96页，用105克铜版纸及轻型纸印刷。内容丰厚，信息密集，印制精美，风格高雅，着力开拓新局面、以弘扬民族精神、古今并重、图文并茂、学术见长，在当今书刊丛林中异峰突起、树一帜、焕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夺目光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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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发展史的一大关捩，它完全改变了篆书线条的整齐划一。隶书的波磔运笔意味明显加强，使人们心里久久积蕴的情感运动节律得以痛快淋漓地展示出来，渗透了书家的意兴，有了更为丰富鲜明的生命意态的内涵之美。于是，作为造型材料的点线，逐渐演变为抽象的抒情符号，成为蕴含民族审美理想和审美习惯的有生命意义的形式。从汉代文化的时空背景看，汉代书法受到时代精神的辐射，反映了汉民族对于雄强豪放气势的崇尚，是人的力量对象化的体现。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时空中，我们看到了铺采 文、气度恢宏的汉赋，霍去病墓前那气势古拙、浑穆质朴的兽雕群。

南北朝时期，南朝社会相对稳定，书坛为“二王”书风笼罩，以继承“二王”为能事，成就不高。北朝书法主要反映在碑刻上，此时书法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，钟致帅称之为“上可窥汉秦旧范，下能察隋唐习风”，这是北朝书法的一大特点，故总的风貌与南方迥然不同。“杏花春雨江南”的书法代表尺牍表现出的是秀美——阴柔之美； “铁马秋风冀北”的书法代表碑刻表现出的是壮美——阳刚之美。这差异与书法用途及南北方自然、社会环境不同有关。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说 “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。” 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过程中出现的“北碑”，其精神气质无不与北方游牧民族尚武 悍之气暗通。

“唐人尚法”。有唐一代， 楷书名家辈出，群星璀璨。尤其是颜真卿的楷书端庄雄伟、浑厚朴茂，凛凛然有大丈夫气，遂成为中国书法史上阳刚之美的典型代表。颜字豪迈恢宏、法度严谨风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，它是盛唐政治理性与活力的写照。唐代自贞观、开元之治而达到鼎盛，威名远扬，到处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活力，唐文化呈现出一种兼容并包、气度恢宏的景象，进入了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，具有一种明朗、高亢、奔放、 热烈的时代气质。此时，各个艺术领域都一改初唐含蓄妍媚的时尚，把它们各自所涵蕴的审美追求集中在美学精神这个聚焦点上，唐诗的风采，唐塑的丰满，唐画的丰丽、唐书的丰腴，唐乐的丰韵，唐舞的丰艳，都与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，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，又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，表现了唐人那种健康丰满的文化心态与豪放丰华的艺术情趣。

“明清尚态”。明代时，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、市民意识的觉醒，导致了明代文化艺术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流的创作审美倾向，因此在形式美感上似乎更趋于自由通俗，接近现实，表达人情，真正开拓了文化艺术美学的社会容量，从而也更显示了艺术反映生活的积极效应。清代的文化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明代的传统。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论道： “如果说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、行动，魏晋风度、北朝雕塑表现了精神、思辨， 唐诗宋词、 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怀意绪， 那末以小说、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却是世俗人情。这是又一个广阔的对象世界，但已不是汉代艺术中的自然征服，不是那古代蛮勇力量的凯旋，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，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五花八门、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图画。”

两晋时期，艺术上追求雅淡中和之美，书法大家辈出，简牍为多二王（王羲之、王献之）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，人们愈发认识到，书写文字，还有一种审美价值。能代表
魏晋精神的当属王羲之， 人称“书圣”。被誉为“天下行书”《兰亭序》，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，王献之的《洛神赋》书法虬劲端正，创“破体”与“一笔书”。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。其代表作即《伯远帖》、《快雪时晴帖》、《中秋帖》。